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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饭桌上我提到，县里的官员托我们说，要给你开工资。卢安克拒绝了，不加解释。他在博客里写过一句话：“我不敢向学校要工资，因为我怕学校向我要考试成绩。”

    我问他：“你不喜欢物质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是不喜欢物质，我喜欢自由。”

    他四十多岁了，在广西山村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人，没有家，没有房子，没有孩子，一个人走在山里，有时困了就睡在山头。

    我在傍晚走过这里的山，南岭山系从西南倾斜下来，山高谷深，红水河在陡峭处不是流下来的，而是整条河咆哮着挣脱牢笼从高处跃下。天快黑的时候，庞大的山脉乌沉沉无声无息，红壤上草木森森，浓烈刺鼻的青腥之气，偶尔可见的一两星灯火让人更感到孤独。

    我问他：“你想要爱情吗？”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，没经历过。”

    我心里一紧。

    他接下去说：“我在电视上看过，觉得很奇怪。”

    “奇怪？”

    “电视上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产生的，我不知道。怎么说，‘一个人属于我’？我想象不出来这种感受。”

    他说过，他能够留在中国，很大程度因为他的父母“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”。他的父亲以教师的身份退休，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他的双胞胎哥哥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，妹妹七年中一直在非洲纳米比亚做志愿者。

    我问：“可是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，我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，这好像是天性吧？”

    “他们属于我，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是不一样的。一种能放开，一种是放不开的。”

    “能放开什么？”我还是没听明白。

    “学生走了，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，没有什么依赖的。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，对方想走很痛苦的。”

    “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？”

    “不。”

    我可以从智力上理解这句话，但人性上我抵达不了。我问：“这样的自由你能承受吗？”

    他微微一笑：“我愿意。”

    我不能理解一个人能够不受人类天性的驱策，找他的经历来看。

    一九六八年九月，他出生在德国汉堡。小时候，他跟双胞胎哥哥都很内向，不管别的小孩怎么欺负，都不反抗。他写过：“这些痛苦也不是没有用，从痛苦的经历中我得到将来面对问题时需要的力量。”

    父亲四十五岁时，为了教育他们兄弟俩，由工程师改做老师。常有人对他妈妈说，这两个小孩太不现实、太虚弱、总做白日梦，要求妈妈把他们的弱点改掉，但父母不急于让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只让他们发展下去——兄弟俩过生日，得到的礼物只是一些木材，他们用这些木材去做了一些自己创造的模型。

    在德国，基础教育学校不止一种，父母给他们选择了一所不用考试的学校，课本都是孩子自己写的，“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傻瓜，没有让我做那种考傻瓜的练习题，比如说‘用直线把词语连接起来’。这种练习只是在把一个人有创造能力的思维变得标准化。第二个原因是，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聪明人，没有过早地开发我的智力。”

    他也要参加中考。外语没有及格，他干脆去了一家小帆船工厂做学徒，自己设计帆船，参加国际帆船比赛，“我这么喜欢玩帆船，是因为在玩帆船时不需要思考，所有的反应都从感觉中来，这就是帆船在行进时对于风、重量和波浪的平衡感。这种平衡感在闭上眼睛时特别能发挥出来。”

    之后，他向汉堡美术学院申请入学，没有基础知识，他给教授们看自己的工业设计品，教授们的看法是：“已经有知识的人不需要更多的知识，缺少的是创造性。但给卢安克这个只有创造性的人增加知识，他就可以实现他头脑里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他不通过高考就进入了大学。

    设计飞机模型时，他没有画图或计算，也没用过电脑，只是去体验和感受风流通的情况：“整个形态是我们做模型时用手摸出来的。我们做出来的飞机是一架世界上飞行距离最长的滑翔机。可见，如果得到了对于力学等本质的感觉，就能直接感觉到弱点在哪。”

    毕业后他不想挣钱，父母担心他没有生存的能力，他做了一份装卸货物的工作，每天扛三千个大包，做了两个月，父母说这样太可惜了。他说：“为了钱做是可惜的，不是工作低级可惜。”

    父亲说：“那你可以为别人服务了。”

    他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只随着自己的兴趣漂流，有一个晚上随帆船漂到一个无人的小岛上，“我在水边上了一个小山，慢慢地看天上的星。我感觉到那些星星离我其实很远，在宇宙中什么都没有。如果我在离世界无限远的地方，我怎么能再找到我们的世界？如果我在我们所谓的宇宙之外，我怎么还能找到这个宇宙？”

    他回身潜入人类内心，相继在德国和巴西从事教育志愿者工作，作精神科学的研究。

    一九九〇年，他来到中国，想要留下来，他没有对这个国家的狂热辞句，只说：“德国一切都完成了，中国才刚刚开始。”

    但之后十年，他遭遇了一连串“失败”。

    最初，对志愿者管理不严，不需要教师证的时候，他在南宁的中学教学，想教“好的而不是对的”英文，“如果学生能够造这样的句子：runlikethekite；icanflyabike.这是多么有想象力的句子，但是根据中国的考试是错的，因为没有这样的标准答案。”段考的时候，他教的班级英文成绩全年级最差，只有六个学生及格，家长们不快，他离开，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标准化教育，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，反对“让人的心死去”的教育理念。

    他去了广西隘洞镇的一个村子，租间每月十元的房子，招一群从来没受过教育的十四到十八岁的青少年。他们只会说壮语，卢安克教他们普通话，想让他们从尝试改变自身环境的事情做起，比如怎么画地图、修路，但后来发现因为年龄太大，这些学生们只能完成任务，不能自发地创造。

    事后他写：“这些事情全都失败了，失败得非常严重。但假如我当时就成功，不成熟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大，而我自己就会变成我不喜欢的那种人，命运通过失败指出应该走的路。”

    他到了当时只有拖拉机能够通行、没有电和自来水的板烈，与刚刚入学的孩子在一起生活，渐渐理解了现实：“中国人感情很强，以前都是凭感情决定事情，缺点真的很严重了，需要标准化把它平衡。坏事情也需要发生，如果没有坏事情，我们会意识到什么造成坏事情吗？但它肯定有一天要过去的。”

    他曾经把德国教育模式的书翻译到中国来，现在他也放弃了，“我觉得西方的教育不适合这里。每个地方给学生带来不同的生活，不同的影响，所以他们需要的教育也不一样。我的教育都是观察学生自己想出来的。”

    “但那样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去借鉴？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知道一个模式也不等于有经验。”

    这时我才理解，他说过去的事不记得了，是真的不记得了。

    我说：“你一步步这样退到农村……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我觉得不是退，是一步步接近我喜欢的地方。”

    我们选择卢安克身边的孩子来采访时，老范跟我商量：“那个眼睛很温柔的小孩子比较诚实。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嗯，对，还有那个，比较活泼，小脸儿滴溜溜圆那个……就是上次大牙上粘菜叶的。”

    有双温柔眼睛的孩子，说卢安克在下雨的时候和他去山上，看到被砍伐掉的原始森林，卢安克说树没有了，树的根抓不住土，土就都流走了。这孩子后来就去阻止砍树的人。他被耻笑，但脸上没有忿恨：“我们还是要想办法，一定要劝服他。”

    小圆脸也可爱，他写了篇作文，被卢安克贴在墙上，名字叫《骑猪》，活泼可喜：“那年春天，我家养了一头又肥又壮的猪，有一天我突发奇想，我不能想想骑马的滋味，何不想想骑猪的滋味？说干就干，到了猪圈，我赶出那头猪，迫不及待地往它身上骑。第一次没跳上去，我往后跳了几步，向前一伸，准备起跳，猪就看见前面一堆饲料，飞快地往前跑，我扑猪屁股上，自己却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看来不行，得想个办法，我向前轻轻触摸它油光光的背，就看起来很舒服，趁机会我用力一跳，ok，我骑到猪背上了。猪在前面跑，爸爸和爷爷在后面追，奶奶和妈妈拿着棍子在前面打，终于猪停了下来，我从猪背上滑下来，定了定神，拍拍猪屁股，强作镇定说，老兄你干得不错。爸爸虎着脸说，你老兄也干得不错。我知道情况不妙，撒腿就跑了。”

    他给我们叽里呱啦念，声音清脆得像一把银豆子撒在玛瑙碗里。我控制不住一脸笑容。

    卢安克身边的孩子里还有一个最皮的。

    我跟别的学生说话，他都会跳进来问：“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？”

    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已经跳走，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。我们有点无可奈何，如果不采访他，他就会来抢镜头，干扰别人。我只好采访他，他坐在凳子上急得不得了，前摇后晃。

    采访完他我暗松口气：“去吧去吧，玩去吧。”

    他立刻操起饭盒，跑到院正中，一群女生堆里，把铝饭盒往一个女生脚下“咣当”一扔，“给我打饭”，转身就跑了。那是他姐姐。女生们拿白眼翻他。

    再见他是在草地上，几个孩子滚在卢安克身上折腾，我说了句：“老师会累的。”

    有孩子松开了：“会哦。”

    这个小皮孩掰着卢安克的胳膊看他：“你会死吗？”

    “会。”

    “你死就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我舒服就行。”

    小黑脸上的表情狡黠又凶蛮，我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应答。卢安克搂着他，对他微笑：“是啊，想那么多，多累啊。”

    我对这些孩子中的一些有偏爱，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来，就算我的记者身份要求我，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。我不明白，难道卢安克没有吗？他把小黑脸和小圆脸一边一个都搂在怀里的时候，是一样的感情吗？

    我迷惑得很。

    我先拐了个弯问他：“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”

    “如果自己作为老师，想象学生该怎么样，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，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。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，这个想象就好像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之间，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。”

    我有点懵：“我们平常接触的很好的老师也会说，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、有想象力的学生，难道你没有吗？”

    “那学生做不到，他会不会放弃呢？会不会怪这个学生？”

    哦。

    他说好感与反感是最有危害的心态：“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，最后放弃了，方法都没有用，总是想着这个，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什么样子的，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，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，适合学生的反应，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，很容易接受。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那很多人觉得，你只是一个生活中陪着他们的人，你并没有在教育他们啊？”

    他说了一句，当时我没有注意，日后却不知不觉盘踞在我心里：“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，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。”

    我憋不住，直接问：“那这个孩子说你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，这话你听了不会感到不舒服吗？”

    他笑了一下，脸上纹路很稠，说：“我把命交给他们了，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，我都要承受了。”

    在课堂上，有时男孩子大叫大闹，甚至骂他嘲笑他，卢安克无法上课，就停下来。他说自己也有发脾气的冲动，但立刻抑制，“我受不了凶”，这个抑制比发火会更快地让班里安静下来，男孩说：“我管不住自己，你让我出去站一会儿。”卢安克就开门让他出去站着。

    我转述孩子的话：“他们说你太温柔了，如果凶一点会更好。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有的人他没有承受能力，别人骂他，或者对待他不好，他承受不了，所以他必须反应，本来不想打人，但因为受不了就必须打人。他控制不了自己，就是心里不自由。”

    所以他说：“我像接受淋雨一样，接受他们带来的后果。”

    我问过卢安克，为什么学生之间的攻击行为很频繁？

    “那是他们的教育方式，跟父母学的。学生也互相这样教育，他们没有看到更好的方式。”

    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。“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。”他说，“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。”

    他让学生一起画画、做音乐，一起拍电视剧，主人公是一个最终明白“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，而是承受了什么”的孩子。他说：“要通过行为来学习，不是说话，说话是抽象的，不侵入他们的感受，但用行为去学习，更直接。”

    “但你觉得他们能理解吗？”

    “可能头脑想不到，但他们的头脑中都存在，他们已经接受了，没理解，但大了，他们会回忆，会理解。”

    卢安克说：“文明，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    那个黑脸的小皮孩，只有待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，才能一待十几分钟，像只小熊一样窝着不动。即使别人挑衅他，他也能暂时不还手。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，现在他们已经六年级，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。这些小孩子，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，“我孤独站在，这冰冷的窗外……”“好汉不需要面子……”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，卢安克把这些记下来拼在一起，他说，“创造本来就是乱来。”

    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：“要不要听我的？”

    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，我捉住他胳膊：“你再说一遍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都不完美/但我愿为你作出/不可能的改善。”

    我问：“你为谁写的？”

    他指着卢安克：“他。”

    做这期节目时，我和老范一反常态，只谈技术与结构问题，不谈任何内心的事。后来看她文章我才知道，她也在这过程中无数次地问自己：“我自问我为什么心里总是这么急呢，做节目的时候急，没节目做也急，不被理解急，理解了之后也急，改变不了别人急，改变了也急。为什么我心里，总有那么多的放不下，那么多的焦虑呢？”

    我问过卢安克：“你写过，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，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。怎么叫‘太着急了’？”

    卢安克说：“来不及打好基础，就要看见成果。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。”——那人就是我，那人就

    是我。

    他说：“小学老师教了一批一批，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。”

    在采访他的时候，他说过：“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，然后带着这个目的，做我做的事情，那我不用做了。幸好我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想改变，我没有这个压力。”

    我当时一惊，担心他坠入虚无：“如果不是为了改变，那我们做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当然会发生改变，改变自会发生，但这不是我的目的，也不是我的责任，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。”

    “改变不是目的？”我喃喃自语。

    “它压着太重了，也做不到。”他说，“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，它会自己发生。”

    听他说话，内心长久砌起来的砖石一块块土崩瓦解——不是被禅悟式的玄妙一掌推翻，是被严整的逻辑体系，一步步，一块块，卸除的过程。

    我问：“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，怎么就变了，就不那样了？”

    “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，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？”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“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，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，很多人就放弃了。”这是我的困惑。

    “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，所以没办法了，碰到障碍了，就放弃了。我也改变不了，但也不用改变，它还是会变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们做什么呢？”

    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”

    在这期节目后的留言里，有一种共同的情绪，卢安克给人的，不是感动，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，他让你呆坐在夜里，想“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”。

    有天中午在江苏靖江，饭桌上，大家说到卢安克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，但他说：“这样的人绝不能多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他看上去有点茫然：“会引起很多的矛盾……他在颠覆。”

    这奇怪的话，我是理解的。他指的是一旦了解了卢安克，就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，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思考，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。卢安克并不是要打翻什么，他只是掀开生活的石板，让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。

    我问过卢安克：“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，他们对原有的标准可能不加思考，现在会想这个是对还是错，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怕自由，那就危险，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。”

    “从哪儿去找到不害怕的力量？”

    “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，那只有害怕，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，就不用害怕了。”

    他在这次采访中下过一个定义：“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。”

    我曾以为卢安克有信仰，我直接问了，他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为了自己的灵魂和需要向神倾诉吗？太自私了吧。”

    他明确地写过，很多人的信仰是没有独立个人意识的迷信，是一种提出条件的思想——“如果我做什么，就得到什么结果”，这是一种“教育上的误会”，想要影响人类的精神，故意采取什么固定的策略是无效的。

    人们惊叹他的“神性”，这是与他最相悖之处，他认为人的内在毫无神秘可言。他在广西的山村里，把十几本德文的精神科学的书翻译成中文，就是想揭示精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，“破坏和脱离精神依赖并得到独立意识的手段就是相信自然科学。人们只有相信科学，才能独立思考，才能在精神方面获得自由。”

    这过程意味着人人可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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